回忆参加青年团

蔡福谋

一

1949年4月，我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是参加革命的开始。

其实在1948年，我自己就意识到已参加革命。这一年的中秋节前后，我舅父郑学龄要我跟他一起去参队。后虽没有去成，但此后他再交付我做的事，就感到有一种新的意义，与以前他等要我“跑跑腿”大不相同了。这一年我与比我高班的同学卢肇鸿来往交谈很多。他虽从未明言其政治面目，但我对他可以说是心知肚明。总之，那时我自认为是共产党，是老百姓所说的“老二”了。

1949年春节后，龙山中学开学了，卢肇鸿没有上学(参队去了)，我仍常去与肇鸿一起住的卢时杰同志住所。有一天黄昏，时杰同志对我说了要吸收我为××队的队员，并从此以后交给我一些工作。对于这个队，当时并未听说过，过后又一直没以这个组织的名义进行活动，完全忘记了它的名称。而卢这次吸收我参加工作，我一点也不感到突然。我们既有师生之谊，三、四年来交往也相当多，互相间都相当了解，我与肇鸿的交往实缘于他。大概过了一、二十天，他说要拿入党申请书给我填。但不久，他拿了一张八开的油印表给我填。那是一张申请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表。与我同时填表的还有朱耀华和卢佩孚(卢夏阳)。接着他召集我等三人开会，宣布建立团小组，命我为组长，同时还讲了些要服从领导，保守秘密等等。我们从参团起一直都在当时的党组织(后来知道那是陆丰附城区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与活动。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地下党的负责人先后去参队，直接领导我等的负责人经由卢时杰转张春荣，最后又同时由陈流、连寿杰两同志领导，直至东海——陆丰县城解放。

东海解放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庄岐洲(粤赣湘边区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六团团长)、郑学龄(东海镇镇长)和解放前夕地下党的负责人张春荣、陈流、连寿杰五同志在我家杉木店的楼上开会，到最后把我等叫上楼去，此次会议大概是讨论东海镇的工作，我等上去后，就讨论了在东海建立团支部，由我任书记，朱耀华任组织委员，蔡福临任宣传委员。支部成立后，我们的组织生活和学习活动等大都在后圩仔连寿杰同志任校长的四小校。期间还因为陈流同志在公安局工作，我们支部的团员还协助公安局做了些工作。1950年春节后，我们支部十多人一起参加了由青妇队主办的学习班一个星期。学习结束后，龙山中学也开学了，我们支部的大多数人就回校继续读初中，与从乡村及其他方面来的团员在龙山成立团组织；另一部分人则与其他一些团员在东海镇成立新的组织。

解放后好长一段时间，对于自己的参团及建立团组织的过程，总萦绕着一些不大明白的问题，以后才逐渐弄清楚。

第一，我参团前夕，地下党负责人先是说要我入党，后又要我参团；后来又知道了建团时间为5月4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学习党史时才知道1949年3月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其中一个内容是决定试办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后才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才得释然。参团前地下党可能打算吸收我参党，不久试办青年团决议下达，就改让我参团；又因我参团时间是4月，属于“试办”阶段，自然是在全国公开建团时间(5月4日)之前。几十年后，我曾问卢时杰同志，他说当时确是要吸收我入党，但不久下达了建团指示，又考虑到我的年龄尚小，就改为参团。

第二，解放初期，看到一些青年积极分子，曾想到他们是不是解放前入团的?那时不便于问这类问题，后来又多年离开陆丰在外地学习和工作，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问了陈流同志。他说，没有其他的人，只有你等一摊子人。这就是说，在陆丰当时的解放区和其他分镇我不知道外，在东海最早参团的就我和朱耀华、卢佩孚，团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小组和8月下旬成立的支部。

二

在我参团的前夕，地下党的负责人卢时杰同志就交给一些革命工作，参团以后更增加和扩大工作量与范围。那时我等所做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当交通员。一开始是送文件、信件或口头通知从事地下工作的有关同志。现在记得先后有过联系的，除了后来直接领导我的张春荣、陈流和连寿杰外，有鄞庆云、郑学龄、马毓英、陈性初、黄乃桥、朱子孟、陈祖权(建国)、陈英魁等。这些人都是互相认识的。期间，根据时杰同志的指示，与交通员庄久(庄岐洲同志的哥哥)联系。我与庄久原不认识，但地下党同志事先已向双方讲清楚了，我就直接到他家去接头。后又通过他认识了与他同样当交通员的唐乃底(郑干同志的哥哥)、陈情和黄秋。他们是负责东海与解放区游击队领导的联系。也就是地下党的有关送信件、报告和情报等由我等交给这些交通员送游击队；我等是东海镇内的交通员，庄久等是东海到游击区的交通员。

为完成东海镇内交通任务，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早上有些课没去上，从时杰同志接过信件、情报等交庄久等送走，又从他们处带回信件或宣传品。我们送走的信件和情报都是用很小的字写在纸条上，然后紧卷成一段小条条，写上收件人的名字，又画上“△”、“口”等符号以区别信件的性质和机密程度。时杰同志还特别嘱咐不要把信件放在口袋或固定在身上某些地方，而要拿在手上，以便遇到特殊情况时灵活处置。那些送走的东西大多是给洪流(鄞庆云)和郑剑(游击队情报站负责人)同志的；从游击区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是给林木(卢时杰)同志的。在东海镇内开始是我与朱耀华传送，稍后有一些还由我们最先介绍入团的潘远驰去完成。潘是我等要好的同班同学，又是庄久的邻居，有时他就成了我与庄之间的交通员。

(二)收集情报。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1949年上半年的陆丰，许多城镇也面临着即将解放，敌我双方的军队调动都很频繁。为对敌斗争需要，东海地下党大力搜集敌军调动的情报工作。这些情报通过社会上层或打进敌营内部的人当然不为我所知。但我们也做了若干工作。不过由于我们仅是些十几岁的学生，不论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都有很大的局限，只能做些直观的、简单的和很原始的事。现在看来是很笨拙的，或者可能说是放“马后炮”。比如驻东海各个点的敌军钟铁肩的保安营、县政警队或联防队的调动，给我们碰上了，就算人数及武器，看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赶快回去报告。有一次从海丰方向来了一批服装更整齐，人数更多，武器也较精良的军队，我等在大街一间朋友的商店看他们经过，就分工，一人一个一个地算人数，一人算重武器，有人数步枪等；他们过去了，就尾随着看驻在什么地方，然后回去报告。可能是在第一次打东海的前夕，时杰同志布置我了解驻龙山钟铁肩的保安营的布防情况。龙山是东海镇内的最高地方，山顶又有一座很高的炮台。钟部驻在这里就控制了东海的制高点；该部还占用了龙山中学大半部校舍和设施(学校只剩下办公室和几间教室与宿舍)，连学校的篮球场、厨房也被占了，并与龙山连成一片。该部还将所驻扎和控制的地方用竹篱笆围起来，各个路口和要紧地方布置了岗哨……我军要攻打东海就必须攻取这个据点，从而必须了解这里的防御工事。我等自然不能进到竹篱内去只能从外面到各处去观察，结果就由善于画图画的蔡福临画了一张图，把我们所观察和了解的情况反映在图中。

(三)散发传单。我们在东海镇内与游击区相互传递的东西中，有相当部份是从游击队送来的传单等宣传品。在印象中大都是全国或地方上解放战争的捷报。时杰同志要我等散发传单，教我们将传单折叠成方块状，晚上出去，把叠好的传单顺着大腿放下去。我们有时把一些传单找地方张贴，或者放到某些人的门缝。

(四)团结青年参加革命和青年团。我等既进行了革命活动，很自然地希望更多的人拥护和参加革命。我们首先在比较亲近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中物色政治思想比较相近的人做工作，吸收他们入团。最早为我们吸收的就是潘远驰，第二位就是我的堂哥蔡福临，后又吸纳了其他一些人。其次又从分析一些人的社会关系等确定一些对象，通过接近和了解吸纳了点人。至东海解放成立团支部时，除了我与朱耀华、蔡福临三位支委外，团员有潘远驰、李茂桂、舒惟宏和陈荣锥。之后又陆续吸收了鄞绛琴、林兰芳，还有谢谦等人参团，至1950年春节时，全支部有十多人。

三

我在参团的时候，只有一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不满，要推翻其统治的观念，且以为参加这一斗争行列的人就是共产党。按当时的认识，什么党呀，团呀，都是一回事。新民主主义这个词也是从填入团申请书时才知道的。尔海解放初期看到的听到的许多标语、口号……字面上算是认识的，但并不知道其内容，更不要问为什么了。总之，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接受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教育是有很多不便的。1949年上半年陆丰解放战争形势急剧发展，地下党的同志极其繁忙，来不及较有系统地对我们进行这种教育。因此，有机会了解和认识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在解放以后。

东海解放不久，我们团支部接到可能是当时六团政治处油印的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和团章。这是第一次看到组织上的文件，知道了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后备军”等，但也不甚理解。有关形势的报告听了不少，但比较系统的了解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应该说是1950年春节后，我们整个支部参加由青妇队举办的那次一个星期的学习班。这次学习收获很大，特别是由青妇队长卢时杰同志讲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既有种新鲜感，更有一种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正确和为什么取得胜利的兴奋感。这一认识比之过去仅停留在国民党黑暗统治大不相同。大概两三年后，学习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就回想起时杰同志那次讲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其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所以，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后来才逐渐认识的。到了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要使国家富强，必须进行经济建设。为了经济建设，中央等有关方面特别对青年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有关宣传这一内容的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给我的影响最大，以致在初中毕业后已开始在中学工作的我，既想着建设国家，又深感自己的知识非常贫乏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而决心再继续上学。1953年经组织批准，便去投考高中及后来进入大学学习。

四

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上作，就知道了要事事谨慎，不要暴露自己，便有意识地使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灰”一些。

但那时我们毕竟还年轻，没有经过磨练，难免有时也缺乏警觉。有二件事时杰同志曾提醒过我，至今仍是记忆犹新。一是口无遮掩地与同志议论某一老师不是因某种原因一定会去参队。另一件是一同志要我去找我舅父郑学龄。当找到他时，不注意什么场合，就对他说某人找您。这二件事时杰同志都不在场，事后他竟郑重提醒(实际是批评)我，使我那时及以后偶尔想起都知道犯了大忌，知道他们把这类事看得很重，忽视不得。

解放后，看过一些有关地下工作的书刊和电影等，更从以上两件事联系我们那时的一些工作与活动，深感我们热情有余，毛病不少。主要是不稳妥，幸亏未出过什么事，而酿成恶果。比如，我们出去放传单，有时天还未完全黑，也未采取完全隐秘的方法，有一位把叠好的传单随便一抛，人家还能看到一片白色的东西从他手中飞出去，我却未加阻止。我们也曾经在一些公共厕所等地方贴传单，而未考虑这些地方离我们生活的地方太近容易暴露。有一次我们还将传单张贴在龙山中学我们自己的教室中。如上所述，当时钟铁肩部占用了龙山中学大半部校舍，学校还能使用的部份又紧挨着他们。晚上我们进不了学校，我们就在下午下课后，太阳还未西坠，校内还有少数同学未回家，尚在打乒乓球等，我们就把传单贴在最临近校门的两间教室里。这件事虽未出什么问题，但影响可就大了。第二天早上校长(叶子弼)在大会上讲了，有一位姓李的老师在与我们同学闲聊时，就肯定地说传单是学校的人贴的。当时，我与其他同学一样只听他说，未作任何表示与惊奇，也认定他不是怀疑什么具体人。不过此事也给我们一个教训：象这样做太冒险，容易暴露，更容易引起敌人高度重视地下党的活动。不久前听一位当年住在学校宿舍的老师说，贴传单的第二天驻龙山的一位连长就找了校长发脾气。可见盲干是不可取的。

(蔡福谋，陆丰东海镇人，现是汕头大学离休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