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不易色  俯首事工农

——老红军林瑞同志的革命人生

林楷英

在陆丰县城人民路中段，有一幢楼房，是1982年陆丰县委建造的。这幢楼住着八户人家，主人都是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因此老百姓叫它三八楼，也叫红楼。八位老干部，七位南下干部，唯有一位是陆丰本地的老红军，他就是陆丰家喻户晓的林瑞同志。

林瑞1908年2月12日出生于陆丰县河西汾河村，全家务农为生，祖父是晚清秀才林上粦。林瑞1923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张威等同志一起，在革命先驱彭湃同志的带领下，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参加了著名的海陆丰三次革命武装起义，为建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立下汗马功劳。曾两度被国民党反动派以“陆丰第一匪首”悬赏通缉，远近闻名。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革命陷于低潮。海陆丰第一次武装起义失利时，林瑞奉命冒险护送李秀藩县长的家属回家乡五华安置。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谁也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段时间，他完全可以在五华躲避。然而任务完成后，他即马不停蹄赶回陆丰，参加张威同志领导的攻打碣石城的战斗，浴血攻城七天，直到战斗失利退回陆城，转战大安。同年9月，农军打回陆城，不久又撤退到大安。林瑞则留在陆城和人合伙办了一个染衣店作掩护进行地下工作。10月10日夜，林瑞接到情报说南昌起义军来了，他通知农会负责人发动农民煮粥迎接起义军，不料副师长欧学海唆使部队向陈济棠部投降，把几位农会骨干和送粥的农民兄弟抓起来。而此时驻扎在大安的张威同志因不知情，正从大安骑马赶来陆城迎接南昌起义军。情况万分紧急，又因迎仙桥已被封锁，于是林瑞连夜泅水过陆城旧墟，往大安方向急跑，在路上将张威等同志拦回，挽救了农军。

11月7日晚，林铁史率农军攻打陆城，林瑞等在城内组织接应，追击敌人，次早建立苏维埃政府，林瑞被党组织安排在第一区任战时情报员、农会指导员兼赤卫队教导员，随后参加了攻打上沙、昂塘、上埔、碣石的战斗。

1928年3月，反革命势力疯狂反扑。林瑞与革命军余部退守大安，几天鏖战，陆丰县委和起义军团部负责人陈国荪、吴鉴良、彭元章、余章南等同志或战死，或被捕牺牲，历时120天、史上称为“四月政权”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终告失败。我军在大安洗渔溪桥与国民党军战斗失利后，林瑞将幸存的同志接到自己家乡汾河，利用他在家乡的威望和群众基础，安置伤员，保存火种。4月底，反动派获悉林瑞在家乡汾河，伪民团团长蔡乃伍串通劣绅林岳，于4月29日带领两排人马，径奔汾河“直捣林瑞老巢”，就在那一天，林瑞母亲惨遭杀害。林瑞同父亲等人在外躲到开天黑逃往他村。此后很长时间，民团伪军天天抓人，屠杀革命同志，林瑞家被洗劫了五次，一间空壳房被封三年，家人四处逃命林瑞跟父亲逃到汕头，在郊区一小乡村住下，一边帮人磨豆腐卖豆干勉强糊口，一边想法打听家乡的情况。几个月后，林瑞历尽艰险秘密回到陆丰，找到原农会老交通员、宽塘村的王娘智，在他的帮助下，爬过九龙岭，找到了新任区委负责人沈长命。沈长命和地下党的几位领导同志研究后，通过一个有钱有势的开明绅士黄佚夫，让林瑞到东海鲤鱼潭管理灰窑，当时东海鲤鱼潭还是极为偏僻的地方，灰窑里只有林瑞和另外一个工友，隐蔽条件很好，正好做党的地下交通点。

工作一段时间后，中共海陆丰县委负责人指示林瑞到陆丰第二高小吸收马耀辉等同志组建地下团委，做党的宣传工作。这个组织代号为“罗光”，他们把宣传革命的标语、传单撒满陆城各个角落，弄得敌人草木皆兵，四处设卡搜查，连赶集农民的竹笠、妇女的发夹都要搜查。

1929年10月，党组织安排团工委的谢九龙接替林瑞的工作，将他调任区委常委，隶属闽粤赣边区红军第六军17师49团，团长是彭桂。此后的两年时间，他们为重新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经大小数十战，林瑞和战友们英勇善战，威慑敌胆。在河口的一次战斗中，一位被俘的敌军连长听说他们是49团的，吓得脸色铁青地说：“我们不知是49团，若是早知道，哪敢跟你们打”。那年有名的“南丰凹战斗”，也让林瑞和他的战友声名大振。

其时山区的民团有的被我武装力量缴了枪，有的自动解散。但平洋敌占区的民团还存在，尤其是上埔村最顽固，与他们作战多次都未能解决。6月的一天，在包围东山民团时抓到来东山赌博的上埔村民30多人，交由林瑞审问，被抓的人一听是这么‘恶’的人审问，十分害怕，以为必死无疑。林瑞审完，知道这些人是受麻痹的群众，根据党的政策，教育后即予释放。没想到这竟为收复上埔起了关键作用。事隔不久，林瑞同林其夏往沿海边区联络海军洪庆史，那晚交通员林添顺带路，要从上埔经过，林瑞对他俩说：“万一碰上上埔民团不要慌，由我对付”。过了河踏上田埂，两旁稻谷茂盛，月色清亮，果然上埔民团二十多人埋伏在稻丛中，只听到枪栓通响，叱：“口令！”只听到林瑞大声答：“我是林瑞，要找你们团长。”他们收起枪带林瑞等人进村，民团长派人煮鸡粥招待，林瑞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讲明形势，并利用他们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打通了他们的思想，终于不费一枪一弹收复了上埔。收复上埔作用极大，此后使附大区村村都可串连活动，不再受牵制，并带动了其他各区的工作。

1931年陆丰苏维埃区域并为附大区、金碣博区、南湖甲区、新口田区四大区，林瑞担任附大区委常委、组织委员。国民党登报悬红缉拿林瑞，称其为“陆丰第一名匪首”，他们的小报每天都登“共匪林瑞部又串扰XX地方！”并组织便衣队到处搜捕。

在林瑞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中，“虎口脱险”是常事。1931年夏天某次，因为要搞给养，林瑞带一连兵力到上埔水从堀抓大地主林火清，地主亲属提枪冲出，被林瑞卡住，为了缴他的枪，林瑞追出很远，单独一人差点被民团围住。第二天清理缴获物资后，九团决定转移驻地，留下区委七人最后撤走。一切安排好后，清早，林瑞带齐了装备：一把洋雨伞，一套常衣缚在背上（准备化装时用），背上米条、毛毯、包袱，插一把左轮枪，身穿大襟衫青胶底鞋，带着伙头林扶准备先下山搞伙食。四处一望没有发现问题，于是下山。刚到路口，敌人枪响了，林扶走前面向前一冲，跑过去钻入树丛，林瑞在后面已不能过，只好跳下路边水沟，后面枪弹如雨，杀声如雷，敌军官看见林瑞的装束，知道是领导人物，于是大喊：“不要开枪，抓活的，是条大鱼，他跑不了的。”林瑞听了更奋力奔跑，将全部行李抛掉，只存紧缠背上的雨伞及一套衣裤，提着手枪跌倒了爬起来又跑，有两个敌兵紧跟在他后面，刺刀尖眼看就要顶上他的屁股了，林瑞回手向后打了二发子弹，他们卧倒，也不知有无打中，只顾拼命地飞跑，登上山岭即滚下岭背面，因草很密看不见石头，山里又发大雾看不多远，膝盖被石头磕破，衣服被荆棘勾破，身上多处划破了皮，一路半爬行，爬过西山界，一轮红日已升竹秆高了，敌人仍在搜山。林瑞把烂衣裤脱掉，忍着剧痛换上化装用的新衣，撑起雨伞，大摇大摆地走上大路，民团们看林瑞的装束，以为是商人，没有理会。林瑞脱险来到驻地与战友会合。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灾难降临了，全党全军开始清洗AB团。1931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时任陆丰附大区委组织部长的林瑞同志往龙溪村（距陆丰县城10公里左右）开支部会，刚过后坎村，刚刚死里逃生的地下交通员张连如跑来报告说，他与王仁和（另一位交通员，此时已牺牲）被抓去见区委书记陈竹平，陈要他俩承认是AB团，林瑞是头子，他俩不承认，即被押出枪决，他拼死逃脱，十四位区委委员也已被枪决，现已通知各农会，捉拿AB团头子林瑞。林瑞听罢如五雷轰顶，此前他虽风闻要清洗AB团，但绝没想到一夜之间，他那十多位与他同生共死、忠心耿耿的好战友，竟被当做AB团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形势的险恶逼得林瑞无处立足，只得通过层层关系，历尽艰辛碾转逃到了香港。到了香港才知道，因AB团逃难的战友还有不少，其中还有彭湃同志的亲属。在港期间，林瑞跟这些同志团结一起，与香港地下党特委取得了联系，继续宣传革命。当时曾经因特委在某报中骂英政府，领导争取工人权益的活动，引起港英当局注意，派兵抓了一百多人，特委林道文被捕后移交广东省国民党，后被杀害，林瑞等人住在圣教会躲过了这一劫。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在庐山会议发表声明，联合抗战。这时，林瑞和吴乐、陈云山、李子尧、朱荣等同志，向旅港同乡会负责人钟秀南申请回乡参加抗日，得到钟秀南的支持。由于国共合作，港英当局也已不太计较中共地下党在香港的活动，于是钟秀南大张旗鼓开展同乡会活动，呼吁旅港华侨捐款捐物，并组织回乡抗战学习班。1938年2月，以朱荣、林瑞、吴乐为负责人的海陆丰抗日服务团40多人，携带大量药品、枪支、弹药等抗战急需品回到内地，投身抗战洪流。林瑞被任命为东江技术队特务长，这个“特务长”不是特工，而是个工兵的后勤队长，主要为抗日队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输送物资，安置伤员等等。但也要打战，在博罗，林瑞的技术队就与日本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短兵相接，敌人的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轰炸。他们利用有利地形打得鬼子横尸遍野，大获全胜。随后组织派林瑞回陆丰做地下工作，他从博罗一路步行回来。经上级同意，成立陆丰县工委，林瑞任组织部长，即和朱荣、黄欣、刘庭光研究成立了青年抗敌同志会，不久因受敌人注意，被迫解散。

1939年1月，组织派林瑞、郭坚与海丰的莫知伍、卓学做等人去葵潭建立三民中学，郭坚等同志当教师，陈编、陈鹤年、庄岐州等一批青年就是该校培养出来的。林瑞等同志则负责扩招抗日游击队伍，收编零散小股地方武装。那期间，林瑞曾独闯葵潭招田村，会见土匪头子王相、蔡怀抱，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动他们一致抗日，成立了抗日后方游击队。

1944年，林瑞调回陆丰做情报工作。那年12月底，日军进入陆城，国民党军队退入西北区，我游击队在敌后打击敌人。有次林瑞化装成写联的，入陆城打探情报，在马街头碰上日兵，将林瑞抓去，原来是要林瑞给写几个字。鬼子见林瑞字写得好，一高兴就放了他。另一次也是在街上，碰上一个穿便衣的鬼子，他双手从林瑞左腰一直摸到后背，要是再往右一点就摸到枪了，总算有惊无险。

1945年4月，东江纵队独立大队队长吴海和政委林英向组织提议，任命林瑞为陆丰税站站长。8月日本投降，胜利的喜庆气氛还未散尽，国民党186师就直逼海陆丰，钟超武的军队则开进可塘，内战已不可避免。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上级决定避敌锋芒，转移惠东宝。林瑞当时的任务很重，要了解敌情、收税等，大队一转移处境更危险，伪兵化装搜捕收税的同志，在赤坑站收税的三位同志被抓住，幸亏勇敢机智挣脱跑回来，林瑞立即把税站关了，向鸡曲山乡府转移，途中遭敌人伏击，机枪横扫，林瑞卧倒爬着走，爬上山顶过岭腿又抽筋，差点性命难保，幸亏曾流同志带一队伍前来救援，才得以突围脱险。

1947年，林瑞又被调回海陆丰人民自卫队任特务长。当时队部驻扎大安洞，林瑞常带着十几个人下山找粮食，向农民买了米装成小包挑回营。路上要过二条大涧，每逢下雨涧水更猛，其他同志多不会游水，林瑞常常是用一只手抱住米袋，一只手划水，一包包送过对面，又用绳索把同志们拉过去，三、五天必须一次，有时累得病倒了，发冷、发热，并从此落下了胃痛病。有次国民党海丰县长黄干带了几百兵来打大安洞，林瑞接到情报后，急忙带十几个同志下山搞物资做准备。物资搞妥，同志上山了，只剩二担军服由两位同志最后担上山，林瑞押后，至村口的大树下想休息一下再走，认料因整夜无眠太过疲劳，一坐下竟然睡着。敌人进村了，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摇醒林瑞说：“同志，兵来了！”林瑞惊醒立即就跑，跑到大坑边，看到最后出发的两位同志在前面挑着担弓着腰正爬岭，大队兵正朝这边走来，林瑞不敢出声，立即飞奔上去，拉他二人隐蔽在大石后，一动也不敢动。幸好这些兵到了他们前面竟传令就地休息，一边跟下面的人联络，林瑞他们三人大气不敢出，待这些兵走后才绕路而行。

几个月后，组织调林瑞负责搞武装。期间，他紧紧依靠群众的拥护，曾经带领队伍在海丰县可塘大路边布下疑阵，以少胜多，缴了伪联防队十三支洋枪一挺机枪，充实了部队战斗力。不久组织决定派林瑞回陆丰开展工作，领了一点钱，独自一人回来，凭自己的群众基础和胆识，着手准备扩枪扩人。他到黄塘、西山、青塘等地发动群众，搞统战工作，联系争取地富打击国民党，青塘的几个地主智娥、黄藩等很快被他教育争取过来。有一次，他与同志事先了解摸清了驻大安伪军的活动规律，带了十一位同志化装进入大安，趁伪兵吃饭时，十一支短枪猛冲进去，伪兵来不及放下饭碗就乖乖投降。

1948年，东江纵队设置东北大队，林瑞任六团副官兼铁流队队长。敌人忌恨林瑞，将目标转移到他的家属身上，伪联防队包围了他的家，他家财物被抢空，亲属被抓五人，林瑞妻子是地下交通员，因当时外出送信不在家幸免被捕，两个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四岁，哥哥背着弟弟逃入甘蔗地脱险。

1948年春节过后，在蓝造司令员的带领下，以铁流队为前锋，攻打陆城。因守卫陆丰城的伪县长赖舜是行伍出身，占据有利地形防守有方，我军久攻不下，伤亡过大。后又获悉敌人从海丰抽调二五八师夹击我军，于是，上级决定放弃攻城，先打大安。主力部队撤退后，林瑞看到后勤部留下来处理伤员的同志人地生疏，担架也找不到，他即跑到下垅村找干部发动民夫找担架。忙到晚上十点多，收到七位牺牲同志的遗体，林瑞心刀绞。次日一早他派人去大安买棺木，只买回五副，他探知葵婆洞有两副寿村，即说服群众先让了出来。烈士遗体血肉模糊，又被太阳晒过，腐臭难当。林瑞亲自动手清理他们的遗体，将他们安放棺内，旁边的农民兄弟上前帮忙，抬上山安葬。林瑞后来回忆说：“在做这些事的同时，一边还要注意有没有敌人追来。我一生历险无数，大小战斗都经历过，对于生与死都能坦然面对。但这次恶战后，我三日三夜无睡眠，以后经常回忆起那场面，经常做梦梦见。”

打下大安后，林瑞任西南区区委书记。在西南区，林瑞坚持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没收恶霸地主家财分给农民，向地主退租，搞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些大地主的子弟参加革命，声威日渐壮大。敌人悬红买他的人头。这是林瑞第二次被悬红通缉。

1949年，刘宣司令员率东江纵队主力解放了陆丰，林瑞转业到地方工作，出任陆丰清管会主任兼农建科长。1950年在广州南方大学学习，期间任党委委员、校委，后请求回陆丰参加家乡建设，旋即担任陆丰总工会主任兼老区建委主任，后任民政科长等职，为家乡建设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整个战争年代，林瑞都是勇往直前，时刻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没想到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也首当其冲。“反地方主义”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被冠以“黑帮头子”、“暗藏的反革命、特务”、“地主婆周凤（彭湃烈士母亲）的死党”等罪名，炮轰他的大字报在陆城贴了数百张，多次被批斗、打倒。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升级，为躲过单位造反派的人身迫害，群众把他接回老家藏匿，这情状与解放前打游击相似，真令人哭笑不得。种种冤屈和磨练，一次次的洗礼，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与意志，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无怨无悔、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平反，离休。平反后，他为一大批被冤屈受迫害的老干部老同志提供了翔实的证明材料，使他们的问题得以澄清解决，并为陆丰党史提供了大量宝贵的革命资料，为此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曾发函致谢。

他们这一代老同志，不少人都生性好打不平、扶危济困，或因受了先驱者的思想影响，或以后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而投身革命。林瑞就是这样，他自幼正直勇敢，学生时代，正当他在寻求革命道路时，又在彭湃和张威两人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将自己固有的凛然正气升华为共产主义信仰，并坚贞不屈为之奋斗终生。彭湃烧田契等革命壮举，点燃了他心头的火光，而他在协助张威工作时，亲眼所见的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那年临近春节的一天，张威母亲来向张威要两毛钱，他却没给，让母亲自己想办法。母亲走后，张威对同志们说：“俺不是做官赚钱，我兄都翻身穿一双新鞋，我一双乌粗脚还穿木屐呢！”到了中午，一位来请示工作有农民兄弟要回去，张威拿了四毛钱塞到他口袋说：“食点心去。”张威的无私精神和阶级友爱的情怀，让林瑞终生难忘，在他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嫉恶如仇，矢志为公，俯首事工农，视同志如手足，成为他发自内心的原则和感情，成为他终生践行不移的信念。

林瑞一生革命矢志不移，英勇无畏，勤政爱民，淡泊名利，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高尚品格，赢得世人的普遍赞誉。1957年，广东省委在海丰隆重举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林瑞与黄秀文、庄秉心都是筹委会成员。期间，省委书记古大存还曾专程驱车到陆丰林瑞家中，看望了这位老战友，接他一同往海丰参加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作报告。他于1988年10月16日逝世后，中共陆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其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致挽联：“征腐恶历四次战争出生入死铁骨一身留典范，为人民经半个世纪克已奉公清风两袖树楷模”；致辞曰：“一生革命为人民自由解放历经三度险阻，十载风波欣晚岁正本清源安享八旬天年”。广东省委谢非同志、福建省委郑重同志等许多领导同志，汕尾市、陆丰县、海丰县、陆河县各套班子，陆丰党政部门、各乡镇纷纷发唁电并送花圈悼念，各地参加吊唁的老同志、群众有数千人之多，《南方日报》于1988年10月25日作了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