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密林里的秘密营地

郑受钿

在著名的海陆丰红色老区——大安峒的东北屏障是一片高山密林，密林的边缘有一条20米左右宽的山涧，涧中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巨石比屋子还大，形状千奇百怪，每逢大雨过后，山洪暴发，大水从山顶直泻而下，有如万马奔腾，雷霆万钧，像暴怒的天神卯足了劲要荡平人世间的一切痛苦和不平，山洪过后却又留下涓涓细流，轻声细语地穿流在石缝间，在较宽阔处汇成平如镜面的水潭，像温柔的仙女轻轻的抚着人间的痛楚和填补人世间的不平。

1948年秋天，在这神秘山涧的右侧深入密林约20多米处，海陆丰游击队（即海陆丰人民自卫队）后勤处的一处秘密营地就设在这里，共由四个棚寮组成（由树枝和稻草搭成），第一间是机修所，约有25平方米，墙的四周搭有一排木架，放着各式各样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战利品：有各式各样的枪枝弹药，最多的是“土六八”长枪，有十多支，两支“三八式”还有两架歪把子机枪，短枪主要是“左轮”和“曲尺”，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枪械零件和弹簧之类……屋的中央有一个鼓风炉和铁砧、老虎钳，屋的右后方是一个树枝搭成的铺着稻草的床。所谓的机修所，只有光杆所长一人名叫黄祥，他只有小学文化，但人极聪明，个头高，力气大，还爱开玩笑，就凭着他小时候曾在碣石一家机修作坊打过几年小工，后来又在自行车修理店当过一年多下手，竟练就了一身武艺，参队后在连队，摆弄枪支是个行家里手，战友们的枪卡了壳拉不开栓全来找他，经他摆弄几下就好了，后来连长见他是个人才，就向上级推荐，部队也正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就把他调到总部并在秘密营地为他设立了一个机修所，让他发挥所长，其实好多东西他也没有见过，像什么机关枪三八式什么的，但凡死火的东西经他一摆弄就活了，他也并非真的光杆所长，我们营地的人都愿意拜他为师，尤其是我，一有空就往他的棚寮跑，给他当下手，帮他拉拉风箱什么的，也是想向他学点东西。从机修所往上爬20多米是缝纫室，共有三个人，江师傅还有他的妻子和老母亲，江师傅是海丰梅陇人，缝纫世家，思想进步，由地下党动员他们全家参队，缝纫室的主要任务是缝纫制作各种布料制品如：塑料雨披，米袋子，五角帽，包袱皮，子弹带，机枪套等，两架衣车几乎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再往上爬就是物资保管室了，它建在一块巨石的后上方，这块巨石足有三层楼高，顶端是块十多平方的平台，几个凹陷处长有几棵小树，是我们营地的一个绝好的瞭望台，在这里眺望山外山下是一目了然，可在山外山下看我们却是密林一片，物资室的门斜对着这个瞭望台，物资室比较大，有序地堆放着一大堆军用物资，主要是从香港海陆丰同乡会和其他群众团体捐献来的：有布匹、塑料雨布、毛巾、口盅、牙刷、肥皂、行军水壶和胶鞋等等，物资室只有两个人，老陈是我们营地的负责人兼管理员，另一个是炊事员兼外勤交通员老李，我们厨房设在涧边几块大石自然形成的山洞里，石块砌成的炉灶上放着一口铁锅，不怕风雨，甚是方便。最高一层就是我们油印室了，油印室也只有刘坚大哥和我两人，主要任务是印制税票供海陆丰十个税站使用，有时也印制一些学习资料如《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

秘密营地里一共只有八个人，还不够一个班，但我们的生活是紧张而又有节奏的，说紧张是各人的任务都是很多的，上面已略作介绍，不再多说，有节奏说起来还是很有趣，每天早上七时起床铃响，哪来的铃呢？我们八个人都没有表，只有一个小闹钟由黄祥同志掌握，他利用缴获来的电话机，每个寮棚安装了一部，不能通话，却能响铃，于是我们就规定了各种铃声信号包括起床、做操、开饭、警报、警报解除、睡觉等等。有一次大概晚上九时多，我们刚上床睡觉，突然响起了警报铃声，紧接着是“嘭”的一声枪声，我们十分紧张，立即跳下床，穿好衣服，拿上我们自卫的手枪，走出屋外，隐秘在树丛中，静待事态的进展，约摸10多分钟后，屋里传出了解除警报的铃声，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约而同地下到黄祥机修所，黄说他也是刚上床睡觉，忽听由远及近的沙沙声和踢翻石头的脚步声，于是立即下床先向各寮棚发出警报，抓起昨天刚修好的“三八大蓋”，走出门外，大喝一声：谁，站住！好象不起作用，脚步声继续前进，于是端起“大蓋”朝声响放了一枪，只听得脚步声由近及远，十几秒钟后声音消失了，山林又恢复了平静，估计是野兽之类，于是回屋给我们发了解除警报铃，是时已有十点多钟了，我们都不愿散去，一起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大约十一点，山下为我们放哨的民兵队长领着两个民兵气喘吁吁地赶上来了，问发生了什么事，老黄加盐添醋地把经过说了一遍，大家听后哈哈大笑，当时放哨的民兵说：我说不会有什么事的，我站岗的路口是条岩石组成的夹道，平时连头牛都难以通过，我自晚八点接班后什么动静都没有，那枪声准是你们修枪时走火了，但一想不对，这么晚了还修什么枪，莫非有特务从后山进来偷袭，还是赶快报告队长为好，于是我跑步进村，刚到村口就遇到队长，他也听到枪声，急匆匆带着两个民兵赶来了，他们汇合一起，留下一人把守路口，其余三人一路小跑地赶上山来。是夜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三人留宿在山上，并轮流在四个棚寮之间巡逻放哨。次晨他们准备下山时，在山涧距机修所20多米远的小路上发现有血迹，顺着血迹追踪50多米在山涧中间的一堆乱石旁，竟躺着一只四五十斤重的野猪，旁边还有一大堆已经凝固的血，经检查左侧猪脖子上有一枪口，大概是打中了其颈部的大血管出血过多倒地而亡的。这一下我们可大饱口福了。三位民兵帮我们杀了这头天上赐给的山猪，饱餐了一顿猪肝瘦肉粥再下山去，我们把这头猪留下了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给了村里给我们站岗放哨的民兵，还有一半送给部队的首长和同志们。上面曾说到自卫用的手枪，枪是怎么来的呢？还是我们的黄祥师傅，利用那些破旧的战利品修理而成，八个人除江师傅的老妈妈，每个一把，我用的是一把小巧的“曲尺”，据说还是德国造的，每枪还配三五发子弹（利用旧弹壳，自筹铅弹头，自配火药——当然又是黄祥的杰作）我们自配自卫手枪是经过后勤处首长默许的。前面说过有规律的生活是每天统一起床，洗脸用的水是用竹筒从山洞里引进来的，比现在人们饮用的瓶装水高级多了，然后每人必须喝一茶缸盐开水（这已是全体游击队员的惯例），早操都活动半小时，除了老太太（其实不算老，才50多岁，只因家中穷苦显得老了些）大家都年轻力壮，故主要是爬山，中午有一小时娱乐活动（不午睡）主要是学唱歌、讲故事、讲家史、讲笑话和学习资料，故事和笑话讲得最多的仍属黄祥，不知他哪来那么多的笑话，讲时自己还不笑，很幽默。我们每天只吃两餐饭，上九点下午五点，晚饭后是生产活动，所谓生产就是到处去拣些干枯树枝给伙房当柴烧，其实在我们营地干柴随手可拾，不像山下平地，要用很多时间去找，后来我们在涧边开垦了两畦菜地，种上点韭菜和小白菜，从此我们不用常年吃咸菜菜脯了。有一次江师傅的爱人小林在拾柴火时发现一个石洞有许多蜜蜂进出，回屋找来手电筒一照，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蜂巢，怎么办呢？我们商量了办法，第二天一早，早操时间，我们搬来一大堆干枝和树叶，放在洞口，拨上点火，自己戴上面纱扎上袖口和裤管，点着烟火，再用竹笠把浓烟煽入洞内，果见蜜蜂纷纷出逃，半小时后火灭烟尽，估计蜜蜂逃得差不多了，拿手电一照，仍有小部分蜜蜂紧紧护住蜂巢，使我们无法下手，此时天也黑了，只好收兵回营。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如法炮制，仍是无法把小部分蜜蜂赶走，晚饭后我们又想再熏它一次，先拿手电照一下，我们惊讶的发现：蜜蜂没有了，只剩空巢一个，估计是白天工蜂们把他们的蜂王弄走了。我们拿来一个箩筐接着，小心地把蜂巢割下来，足有十多斤重，挤出蜂密小半桶，让我们喝了十多天才喝完。有一次部队首长上山来看望我们，听完我们的汇报，不无表扬的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很出色，自己还会开荒种菜，又会打山猪、掏蜂巢比孙悟空还厉害，发揭了自力更生的南坭湾精神。”

时间过得很快，不觉间我上山已两个多月，虽然这里的生活很愉快，我还学会了刻钢板印税票甚至还学会了拆卸步枪和我的小“曲尺”，但是比起总部的大油印室来印税票是太单调了，在油印室他们印传单、印布告、印捷报、出小报、印小册子，有的还是透彩色的，他们人很多，且不少来自香港等地的大学生，能和他们一起生活，学到的东西就更多，太诱人了，于是我产生了调动的想法，一次我利用下山领蜡纸和印油的机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油印室的负责人老李同志，他表示同意我的想法，但要求我回去安心工作，候他向政治处请示后再给我答复。两周后炊事员老李从山下带回来一个小鬼，和我差不多高，但比我大两岁，他15，我13，他读初二，我读初一，说是来接替我的工作，给刘坚同志当助手，让我明天就下山去油印室报到。我当时高兴极了，可到了第二天，要告别这生活了二月多的营地时，却又依依不舍、泪盈满眶。